国内代孕现象渐成气候 “制造婴儿”时代来临
在美国生殖医学年会上，有人用调侃式的语气问道：有多少美国人是医生在试管里“鼓捣”出来的?生殖医学专家对此回答得中规中矩：目前有17万美国人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则表明，2001年美国出生的婴儿中，有1％的人是通过体外受精技术而产生的试管婴儿。
《华盛顿邮报》的科学新闻主笔莉莎·曼蒂在报道2004年的美国生殖医学年会时曾经这样描写：会场里，试剂厂的销售代表一边吆喝，一边派发精子形状的钢笔作赠品；一家推广胎儿性别选择技术的公司在大做广告；医生们则一边品尝着卵子形状的巧克力，一边在各家公司的摊位前转来转去，打量着那些最新的产品——移植胚胎用的导管、注射激素的器具等等……
莉莎·曼蒂把这次年会形容为“一个21世纪婴儿制造技术的展示会和大卖场”。而这种婴儿制造技术，现在也开始在中国蔓延。
■ 国内：代孕现象渐成气候
国内的代孕现象随着几家“代孕网站”的出现而浮出水面。有报道说，某些城市的代孕中介机构已经“渐成气候”——虽然6月份，几家“代孕网站”均被关闭。
“所有的辅助生殖技术最初都是为了解决女性不孕，或者男性不育问题而产生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朱依敏介绍说，“代孕技术也是作为一种治疗不孕症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它利用体外受精技术，让夫妻双方精卵结合形成受精卵或者胚胎，然后移植到代孕母亲的子宫内，借以完成妊娠过程。这样，那些因子宫有问题而丧失怀孕能力的女性，就可以借助别人的子宫，拥有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复旦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刘学礼对代孕现象分析说：“代孕既然有社会需要，生殖技术又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会有现实必然性。但是，代孕现象确实又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所以要以对个人和社会有利为原则，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法规。”
代孕现象其实并不新鲜，它在西方已经存在了近20年。实际上，从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开始，代孕在技术上就已经不是问题。
■ 应“孕”而生的技术
现代生殖医学的确对人的生育过程有越来越大的“操作空间”。据朱依敏介绍，在目前条件下，医生解决不孕不育问题时手里有了更多的“筹码”。她举例说，除了代孕技术之外，对于卵巢功能衰竭而不能排卵的女性可以利用捐赠的卵子为其解决生育问题。
对于男性不育的问题，在技术上也有突破性的进展。1992年开始出现的“卵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现在在临床上开始得到推广应用。医生通过显微操作，在体外将单个精子直接注入卵细胞的胞浆内，使精卵结合。这项技术用人工注射代替了精子的自然选择过程，解决了男性无精，或者严重少精而造成的不育问题，所以被认为是继体外受精技术以后，生殖医学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
除此之外，利用一种叫做“着床前遗传学诊断”的技术可以把传统的产前诊断提前到胚胎阶段。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在体外受精形成的胚胎中选择“健康的”胚胎，然后再植入子宫，以避免某些遗传性疾病在后代发生，为控制胎儿出生缺陷、真正实现优生提供了更为先进和可靠的技术手段。
■ 胎儿选择从性别开始
今年1月16日，66岁的罗马尼亚退休女教授亚德里安娜·伊利埃斯库通过人工受精生下一名女婴，打破了产妇最高年龄的吉尼斯纪录。当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会主席亚瑟·凯普兰对这位超龄产妇评论说：罗马尼亚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3岁，伊利埃斯库作为一名单身母亲，她的女儿今后将面临无人抚养的风险，就这一点而言，她的生育是一种“不符合伦理规范的个人选择”。
亚瑟·凯普兰在《生殖与不孕》杂志上发表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的生殖医疗机构对于服务对象的选择普遍缺乏统一、严格的标准，造成辅助生殖技术被严重超范围使用。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抱怨道：“医生只知道迎合人们求子心切的愿望，又有谁去考虑娘胎里孩子的权利呢?”
的确，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至今，花样翻新的技术手段除了充当不孕不育患者的送子观音之外，也让各色人等在生儿育女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莉莎·曼蒂在报道中感叹道：那些单身主义者、同性恋者、绝经后的妇女，甚至HIV病毒感染者，现在都有可能得到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只要准备好足够的钱——一个人工受精周期要花1万美元，找一个代孕母亲可能多达5万美元——生孩子是自己个人的事，和谁都不相干。
在美国，那些一心想要“儿女双全”的家长们还提出“家庭性别平衡”的说法，借以堂而皇之地选择他们孩子的性别。美国遗传和体外受精研究所为此专门注册了一个名为Microsoft(和微软的英文商标只差一个字母，可以被直译成“微选”)的公司来筛选精液中的x染色体和Y染色体，用筛选过的精液进行体外受精，就能按照个人意愿决定胎儿的性别。做这种准确率为93％的筛选试验，每份样本要花2600美元，那些打定主意想要儿子或者女儿的人都觉得这算得上是个公道的价钱。